在开始谈论山西作为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到底有意义多大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看CDS这个衍生品的前世今生。

    CDS作为国外债券市场上常见的信用衍生品，在创立之初主要是为了缓解投资方（一般为银行）与融资方之间信用额度占用的矛盾。基于CDS交易双方在承担和化解风险能力上的差异，利用各自比较优势，借由双方资金成本不同，实现互利互惠。即CDS卖出方为债券违约风险进行保险，同时获得CDS买方支付的担保佣金。同时贷款方以较少的资本占用放出贷款，借款方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，看起来是三方获利的局面。

    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于美国形成的衍生工具，由于其首次出现就获得了市场参与者与监管当局的一致好评，因而2000年起便进入快速发展阶段，为方便交易流通，标准化的CDS也顺理成章的应运而生。

    再来看看我们国家，2010年，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公布了《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指引》创设了一种信用衍生品，即信用风险缓释工具（CRM）。CRM类似于CDS，被称之为中国版的CDS。但由于CRM的参与者资格设定较为严格，具备资质的交易商数量少，因而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发展。

    如今再次被提起，一方面是受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影响，债券逐渐成为社会融资的主流工具；另一方面由于债券市场信用风险在近期暴露频繁，违约浪潮下的实质性违约对债市的冲击较大，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。而债券市场的有序违约迫使中国版CDS破局重生，使其被赋予缓解融资压力、推动转型升级的重任。

    但是CDS似乎并不像其看上去那么单纯，毕竟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，让各国承受了血的教训。由CDS带来的疯狂加杠杆，继而严重放大债务泡沫，最终使资本脱实向虚等等光听一听就让人不寒而栗。

    那么现在来看一看山西版CDS，经数据显示，山西省属七大煤炭集团截至2015年底的资产负债总额1.2万亿，接近山西省2015年GDP总额。且2015年七大煤企的年均资产负债率高达82.51%（业内默认的警戒线为70%），重债下的盈利能力也并不乐观，财务数据显示，2015年全年，七大煤企共计净利润亏损55.85亿元。与此同时，七大煤企的现金流也承受着重压，经历着经营活动现金流由正转负的局促局面。与同业比较来看，9家“山西系”上市煤企的负债总额占据同行业上市企业负债总额的30.46%。这些数据足以显示山西煤企沉重的债务包袱，同样也反映出其融资能力下降的现实。CDS的到来无疑能减轻山西煤企的发债成本压力，为其带来福音。

    但站在宏观的视角来看，国家十三五计划“三去一降一补”的实质是为了促进经济良性发展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，降低长期与系统性风险。山西版CDS的推出，虽然为煤企资金链断裂找到出口，但是如何在拯救融资信用的同时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，而绝非增加垃圾产能，也是值得深思的。

    金融危机给CDS蒙上的阴影需要市场及监管的共同努力为其正名，如何减少道德风险、防止信息不对称、合理定价，将会是各国在使用CDS前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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